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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对话 | 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2019年9月16-18日在杭州举行的2019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全球大健康投资并购论坛暨未来医健领袖项目对接会,引导布局国际生物医药、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际康养、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产业链,吸引多元的科技、技术和人才,发展以个性化定制为特色的医疗大健康服务项目,推动当地大健康产业的创新型、跨越式发展。

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主持人:周俊(火石创造副总裁)

对话嘉宾:

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Echo Hindle-Yang(美国迈平方MSQ Ventures CEO)

高铁军(珠海华金证券直投总经理)

李晖(爱康国宾投资总经理)

施国敏(肖恩大侠)

以下为"全球大健康投资并购论坛暨未来医健领袖项目对接会"之“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的精彩演讲实录。

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主持人:医疗器械在产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2018年统计看,销售排名第一是IVD,心血管领域是第二位,影像类医疗器械是第三位。在这方面,我国在2018年11月有相应的政策出台,是创新医疗器械特备的审批程序,可以看到在国内有很大的机会自主研发,所以我们看到国内有101家上市的医疗器械企业进行研发。我们是否可以将海外的医疗器械国产化?我们想听听各位嘉宾的观点分享。

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施国敏:在过去投资中我们有自己的观察,从2009年到今天为止,过去10年时间,国内医疗器械增长速度非常快。2009年、2010年刚刚开始研发出来产品,第一年可以销售到一千万,下一年马上是两千万、三千万,增长速度非常快。虽然有很多增长很快,但有的上市公司市值不大,个别市值不到20亿。所以增长很快,但很小很乱。

在过去十年,很多国外器械被引进来。最近我去了欧洲、韩国,也看了一些项目。那里和我们很不一样,而且我觉得韩国很值得我们学习,学习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的市场比他们大,但他们的国际化做得很好。韩国大部分的医疗器械公司收入来源是海外,他们在欧洲或者是美国销售非常好,他们有很好的创新。

另外,最近两三年国内大型并购做得越来越多,我们发现交易额超过10亿以上有很多,最近在和国内的产业投资人沟通过程中他们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最大的需求是成熟的,马上有利润的。相对偏早期他们会比较谨慎。

主持人:在医疗器械方面,是引入好,还是自研好,其他嘉宾有什么想分享的?

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Echo Hindle-Yang:我们公司主要做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引入,我在美国,经常跑欧洲,我想分享在海外经历的医疗器械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于医疗器械,我个人看到很大的难点,去年有几家非常前沿的技术公司,甚至全球肿瘤检测最大公司来到中国希望找到合作伙伴落地中国。当时我们与中国前20大的检测公司进行沟通,该项目落地非常不容易。现在这家公司没有和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合作,但被美国最大的一家的医疗器械公司收购了,以非常高的价格。这时候再合作的话,中国公司已经错失了非常好的时机。

我们可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与前面20家企业进行探讨的时候大家都有特别大的痛点,价钱上不去,找到的标准人群也非常有限。很多中国的企业已经有收入并且有盈利的企业收购,这可以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错失了投资或者作为最前沿公司的机会,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国外企业如何到中国来落地,或者来打开市场非常难的地方。

第二,作为海外企业,他们一般做小而精,除了最大的几家,其他的都非常专注,都在很小的领域做得非常深,比如骨科做手术的器械公司,在海外做一个部位。但是在国内沟通的时候,他希望这家公司产品能够包括全部位。对中国来说销售最强大,如果有销售渠道,希望有很多持续可以出售的产品,对于一个海外的公司,在一个中小型的企业更关注是如何将手上的产品做好。

海外的企业要和中国合作,或者中国的企业想和海外医疗器械企业合作,是否有能力把不同小的公司整合起来,我觉得该能力如果有的话,对中国企业来讲会比其他企业走在更前端。

第三,海外公司想进入中国,从我们经验来看非常难。他们想自己落地中国几乎不可能,这是很多大药企开始把销售交给本土企业,自己更专注于研发阶段。对于医疗器械的公司更多走得是经销商模式,现在很多经销商在国内已经落后了,所以和产业基金合作,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机会。

主持人:这些项目预计引入成功率是多少?他们究竟为什么比较难引入?什么制约了我们比较难引入国外高端的医疗器械项目?

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李晖:国际的技术肯定有比国内在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先进性,首先是中国的市场对新器械应用的接受度,这里有一个过程。首先,本身有观念问题。第二,还有利益集团,里面可能有采购、医生,还有群体。第三,价格,对新事物接受还有价格的问题。第四,人员推动。中国医疗器械要公关,开一些学术活动,有很多工作。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难度。这里资本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其中很多资本是战略投资,比如有上市公司在背后。我们对国内医疗器械公司做过研究,最后根据自己公司的战略发现以色列激光治疗很有市场。另外国际上有一些设备公司以后要上市很值钱,于是我们去投资。这是战略性投资。

去年有两家公司做肺癌筛查,一个是基因公司,在纽约,市值100多亿,我们准备落地中国。我都找了很多医院、体检中心以及保险公司,最后国家马上出台一个政策,说基因检测国际性的公司不能做。所以政策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人员推动方面也有水土不服。老外来了之后,中国人吃饭喜欢喝白酒,老外一看白酒,就觉得接受不了。看了那么多人吃饭,这是水土不服,更不说做中国市场。所以一定要像今天坐在这里的,比如Echo这样的,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了解欧美文化,再来做中国市场就容易成功,资本起了很多润滑剂的作用。

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高铁军:我做国内项目比较多,境外也看过一些,但投得很少。仅从医疗器械角度看,卫健委推的项目或者是他们的意图也好,更多不是让海外的项目来国内落地的问题,更多是国产替代的问题。该问题才是目前最紧迫,最紧要,而且是国家在这方面下的力度最大的方面,这是核心的问题。

从最近项目观察,真正能够马上IPO,比如很多做大型器械、CT、核磁,进入三甲都是国外的公司,国内进入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国家出台的政策对他们来讲还有一些促进的作用。这是我们投资角度观察的方面。

另外从器械来看,中国和世界上的整体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甚至我认为医疗健康领域是中国所有产业中和国外差距最大的行业,比如IT或者是其他的机械、建筑等,有些已经领先全球了,但医药健康行业是差距最大的行业。但也有个别的点已经形成突破,比如基因检测。

另外,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特别是手术机器人。前几天我看过一个项目,境内的团队和资本在美国设立的机构,专门做机器人的开发。还有辅助机器人,不是直接介入,现在都有。人工智能是中国开始在器械或者医疗健康中有领先作用的个别领域,比如读片,还有一些超声等等项目。

从投资者角度更关注,一个是进口替代,另外在个别行业领先世界和全球的项目,这些应该是我们最近比较关注的。

主持人:下面请问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投资人寻求得是快速地商业化以及快速地获得商业回报。在科学方面,任何的突破都需要一段的时间,从您的角度来讲,如何找到风险资本和科研突破方面的结合点?

诺奖对话:产业资本如何助推海外药械国产化进程

阿龙·切哈诺沃:每个人都在讨论如何获取投资,帮助项目落地。可以想像这样的场景,你有足够的资金,但没有足够的项目可以投。如何找到合适的机会,把技术和资金融合到一起。

一方面是技术、资金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看哪里有足够的人力成本使得技术商业化。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并且在科研方面有非常好的建树。我们要进行一定的教育工作,让大家意识到这样的技术能够解决什么样潜在的问题。这些资金是如何帮助技术落地。我们也可以在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技术可能存在的局限,不断地进行再次的研究。我们要利用这种资源给科研人员提供重复的培训,程序的提升。

对于我的机构来讲,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上百位工程师从机构毕业,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初期,我们也会问一些问题。他们对我们的管理当局提出一些挑战,对技术现状提出挑战,并且尝试找出一些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些想法如果是有效的,就要产业化。我们也会把学生送到真实的应用场景之中,送到产业公司之中,让他们发现在真实的产业之中所存在的行业痛点。之后,把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带回到研发公司加以克服。西门子、IBM、GE等大公司,他们在以色列都有研发中心,而且这些研发中心建立在学院周边,我们学生经常去研发中心学习,挑战他们的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交锋,不断地提升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把研发中心的技术和产业结合起来,如何吸引足够的技术真正地使研发成果落地,如何引入天使投资人,如何引入政府的资助。

我们的方法可能和中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如果在研发方面是一个首席的科学家,你有很突出的研究,你可以向政府提交项目的预案要求政府的资助。而在以色列的状况不一样,我们并不会拿到政府免费的资金,项目失败了那就是失败了,不会有进一步的资金存在。在以色列如果政府投资公司或者项目一定要求股份,他们不会看作你在资助项目成长,他们把这笔投资真实地当作商业运作处理。

首先我们有研究机构,在研究机构周边建立一些产业的研究中心,在产业研究中心中解决切实问题之后,我们会吸引一些社会的资本,政府的投资。

我的建议是,中国政府要考虑教育机制,如何建立一个创新的生态机制,不仅是引入国外的技术,国外的公司,首先要考虑如何建立起投资的生态系统。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医疗器械行业和医药行业的联系,当然治疗疾病方法各异,甚至器械和药物结合使用,比如研究疾病的治病机理?

阿龙·切哈诺沃:药物开发和器械开发有很多差异,也有相同点,那就是需要人才。器械需要更多的工程师,药物开发需要很多科学家。当然,我们要培养两种人才,我们的培训原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批判思维,敢挑战你的老板、科学家和导师。

器械投资量没有那么大,主要是人才质量非常重要,银行、律师、投资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投资都需要有科学点子,找到这些点子,把它们落地。

疾病是癌症可以切除,切除之后要做化疗或者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还要应对败血症,这里既需要用药还需要器械。

主持人:今年药的排名中国生物制药排在42位,恒瑞医药排在47位。这些企业的崛起可以看到药在国内蓬勃发展,他们也引进了很多药物,吸引了相应的重磅药物。这里有生物药、化药甚至中药。同时在2018年全球药物销售排行榜上,抗体药占了8个,比如K药、O药等等,在这方面,我们引进重磅的药物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是引进难度有多大?什么样的项目比较合适?

施国敏:抗体药效果比较好,过往的基础不错,如果有双抗或者是单抗或者是加上其他的靶点联合效果确实非常好。另外,看到国内这些年做抗体药的公司都不错,包括杭州的贝达,这是国内第一个抗体药为主的上市公司。现在也有很多创新药,我们曾经在A轮投了,投的时候是4亿多,现在是40亿美金的估值,三年时间就10倍了,这里增长确实很快。

关于药领域引进什么产品,首先是相对热门,但热门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有很大竞争。疫苗竞争的壁垒非常高,疫苗很多研究比一般的药竞争壁垒太高了,而且一般的药国外八到十年,疫苗是十到十五药,所以疫苗企业国内竞争企业不那么多,可能有40多家,但是创新药有无数家。整个疫苗市场比创新药市场小一点,但是竞争格局没有这么高,进入门槛好一点。所以我们看引进项目的时候,最好是热门,但是我们更看重团队的执行力。

再比如浙江的一家德企,最强不是产品,他们的执行力非常强,临床推进很快,和药监局的沟通很好,投资方面很好,和外资的企业沟通都非常不错,这会涉及到人才,涉及到国内的执行。所以在选择方向领域的时候,我喜欢热门的,但更喜欢有执行力的。有些项目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拿到中国执行不了,那也不是好标的。但有些项目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执行起来比较强,那也是不错的。

高铁军:我器械看得比较多,看药不多,药的风险太大,特别是早期,我们现在主要是投国内。

我曾经看过一个项目,也是上市公司,我们给他做并购基金他准备再收的项目。从国外找一些已经进入到临床一期甚至二期,三期没有做或者放弃有一些项目,我们从中做筛选,搞清楚为什么当时放弃,如果不是药本身的问题,因为利益冲突或者其他的非药物本身的原因放弃准备收回来做,这是一个好点子。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我们也正在关注。

主持人:中美贸易战对大宗商品的影响非常大,对生物医药领域,药和器械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博鳌是先行先试区,国家开放这样的区域用来引进国外前沿技术以及药品审批准入,另外是干细胞前沿技术。这两个事件可能有相关性,想听听各位嘉宾分享你们的观点。

Echo Hindle—Yang:首先,对于海南我们去年有很深入的合作,我们也带入一些创新的医药,也做了区域调查。我们也和同行业的专家有沟通,他们看法各有不同。我们亲自的体会是,海南政府大力地支持,希望将海外的创新医药和器械落地到海南。

在沟通过程中,和医院的合作找到契合点,我们当时带了四个海外包括欧洲和美国比较前沿的技术,医药器械公司带入到海南,最终他们选择比较更加成熟的项目落地。这个过程中我们沟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有一个治疗肿瘤脱发的英国公司,他们已经在注册希望申报将产品落地到海南。这对于海外医疗器械针对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并且对于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是否有效可行具有很好的作用。

但长期来看,海南的区域以及政策对它的要求很高,只能病人到海南博鳌医院当地进行治疗,对于高端或者比较难治疗的病种是更好的接受点。

第二,比较前沿的产品在企业还不知道是否可行,但可以先去那里证明可行性和病人的接受程度以及医生接受程度,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进入中国市场做铺垫作用。

关于贸易战,去年美国政府更多监管得是大数据和芯片方面的企业。但今年开始已经对生物,尤其是基因方面有更多的涉入。国内的企业和基金对美国项目也比较谨慎,认为花费大量时间做调研最终会被政府否定掉,所以大家对欧洲项目会更加热衷。

从我个人看,我个人受益于国际化,所以走出国门把海外的技术带到国内。其实国家与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尤其是中美,美国创新方面非常前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和销售方面非常有力度,这是强强结合,对于双方的企业很有益。贸易战只是暂时的,最终世界的人民不管是谁,本质是人和人。我和美国很多医疗高管沟通,他们对于医药进入中国市场非常热切,因为开发一个新药需要十到二十年时间,需要至少1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如果只是得益于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病人这太浪费了,中国的病人一定能够受益,并且对公司非常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