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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对话 | 全球视野解析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国式投资并购

2019年9月16-18日在杭州举行的2019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全球大健康投资并购论坛暨未来医健领袖项目对接会,引导布局国际生物医药、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际康养、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中药医创等产业链,吸引多元的科技、技术和人才,发展以个性化定制为特色的医疗大健康服务项目,推动当地大健康产业的创新型、跨越式发展。

 

主持人:高申(梧桐树资本管理合伙人)

对话嘉宾:

阿达·约纳特(Ada Yonath)(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杨志(百奥财富总裁)

Andrew Farquharson(InCube Ventures & VentureHealth总经理)

Sijme Zeilemaker(瑞典Immunicum AB公司高级商务拓展总监)

李杨(普华资本董事合伙人)

张帅鑫(华方资本合伙人)

 

以下为"全球大健康投资并购论坛暨未来医健领袖项目对接会"之“诺奖对话:全球视野解析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国式投资并购”的精彩演讲实录。

主持人:今天参与讨论的嘉宾有来自美国、瑞典、欧洲和以色列的投资者、创业者,还有中国代表性产业投资人、财务投资人。首先问一下阿达·约纳特教授,科学研究和医药研发有什么样的联系?

 

Ada Yonath:核糖体是机器,存活在细胞中,根据指令制造蛋白质,蛋白质是人和细菌或很多生物体内起到功能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机器。我们要消除细菌,避免感染人体,我们要打击细菌的核糖体。临床上我们怎么利用抗生素打击细菌的核糖体,我们的建议是:首先要打造抗生素应对抗生素耐药,抗生素耐药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医学问题,所以首先找到一种方式,制造新的抗生素,或者改变现有抗生素的工作方式,比如研究核糖体机器的机制,找到靶点区域进行打击,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真正从0的科学研究和医药研发有着密切联系。请问Andrew Farquharson先生,您公司总部位于硅谷,在硅谷有很多孵化器做早期的投资基金,您们做了哪些努力?

 

Andrew Farquharson:作为投资人和基金的联合创始人,我们通过专业能力,利用资本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一些力量。比如制造产品,应对慢性疼痛,把东西变成可注射药物,或者是药丸。现在我们的方向是给药方面,用生物科技的方法改善现在药物给药的方式,希望通过努力,可以有更好的更有效的方式和工具达到更有效的给药的目的。

我们不仅仅是孵化和加速,我们会找出并资助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放到我们的孵化器,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支持,帮助他们走过技术转化创业的几个阶段。如果把外部的资金引进孵化器的话,需要他们符合我们的要求,并且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对于孵化器来讲,我们显然不仅仅是单一渠道的。
 

主持人:Sijme Zeilemaker是来自瑞典,从事肿瘤免疫方面的研究,我看到你们之前更多是和西方的大药厂合作,投资人更多是瑞典机构投资,你们希望在中国获得什么样的资源?

 

Sijme Zeilemaker:在瑞典,我们和当地的机构、资本市场有很好的接洽。我们和当地的社区、当地的制药行业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对我们来说,去美国寻找这种业务接洽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现在我们经过一定的阶段需要向外寻求一些新机遇,我们觉得在中国有这样的潜力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建立起联系。将我们双方的力量和需求合作在一起,把我们在肿瘤免疫治疗方面的产品和技术带到中国。
 

主持人:显然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机会。杨博士具有多年在美国进行投资的经验。据我所知,您在美国投资的12家企业中有3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创建的企业,请您分享一下在美国和中国做投资的不同,投资诺贝尔奖获得者创立的企业有一些什么好的体验?

 

杨志:百奥财富2005年进入中国,美国和中国的投资不一样。2005年从美国把公司搬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和美国的投资者很熟,他问我投什么项目。我说,我投的项目都有利润。他们觉得很奇怪,医药公司可以用PE来衡量吗。在美国医药公司不赚钱的。当时2005年回中国没有创新,当时都是成熟企业。当时很容易进入到这个领域,投资的对象都是用PE衡量。我当时经历的投资都是有创新,创新不能拿PE衡量,可以拿未来PE,那很高。

刚才Andrew 讲过,他们投资的东西要有革命性,如果成立了可以把其他人打倒。我投过一个企业,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站得住脚可以赚钱的企业。最后打败一个对手是德国公司,德国公司完全用化工的方式做,那家公司倒闭,导致三千人失业,因为你的新技术使另外的老技术不能存活,这是创新。我们中国投资叫做投资的ABC,是最基本的,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开始PE。所以就容易做。

关于诺贝尔奖的故事,我投过三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创建的企业,诺贝尔奖得主的公司不见得完全好,不见得完全赚钱。举个例子,我的导师很有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1982年我去哈佛的时候,他只带了我们两年就成立了一家公司,他当时是公司的CEO。后来不干了,当时还跟我们讲,谁愿意跟我走。我是公派的学生,不能跟着走,我们任务是学习,不能去参加公司。于是他带一批人走了,那批人很多人赚钱了。两年后他又回到哈佛大学继续任教,原因是董事会认为他不适合做生意,所以就退回来了。所以诺贝尔奖得主不见得可以把生意做好。

我讲一个正面的信息,我投了一家公司,当时它处于低潮,2000年过后,当时是金融危机,市值在金融危机之前估价8亿美金,我给它估价是2000万美金。因为那时候金融危机不值钱,于是我们谈了很好的价格,我占了公司的50%。当时我们投进去之后其实是很大的败笔,给两千万美金进去根本不管用。但是,我比较运气好,我投它之后三个月,公司核心发明人得了诺贝尔奖。他当时说,要把所学应用到医学上。我当时看到报道之后,立刻发给了所有的投资人。一年半之后,有人就把我们买走了,3.8亿美金。
 

主持人:杨博士的意思是,他投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创建的公司,非常尖端的科学。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适合做管理者,那就两说了。普华资本是中国知名的风险投资基金,据我所知,你们也投资了一些跨境海外的生物医药企业。你们为什么投这些海外的生物医药企业?

李杨:其实我们在全球化的投资上还是属于新兵,因为普华起源于杭州,慢慢辐射到全国,近三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在海外做了很多投资。

首先,我们选择海外是因为要有全球化的视野,我们现在看到生物医药领域其实是一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各个团队的协作,包括发现的部分,包括CMC的建设,包括临床资源的寻找,包括PR的合作,不管哪一个环节都举步维艰,比如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CMC的建立,如果只是放眼在国内,或者很小的角度,你是无法理解不在欧美国家或者是在其他的某个实验室里有更好的方式,更适合药品中心或者是CDE或者是FDA等审评的方式。

首先全球化的视野,在整个产业链寻找每个环节最合适的帮手。另外全球化视野可以让财务找到全球化的买手。我们需要与全球有资金实力和产业实力的买手进行交付,才能真正地扩大全球投资影响力。

第二,互补性市场。在境外市场我们会关注更多领域和阶段的选择,比如人种的差异,阶段上是否要选择更容易引进到国内,更容易寻找的市场和落地的机密制造或者是注册证等等,这些方面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互补性的选择。

第三,深扎。我们和各位前辈比较有差距,所以我们在投资策略上更多会聚焦某个国家,先把团队扎进去,长期地进行交互。甚至我们策略地选择跟投,跟大基金和产业机构一起合作的方式。

 

主持人:全球化的投资配置,甚至投资的退出,可能需要深扎在某一个国家学习。另外互补性也是海外投资的逻辑。张总代表了产业资本,据我了解,华方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陌生,因为昆药和屠呦呦教授合作。昆药在过去几年并购了一些国内的企业,你们对海外的生物医药的并购有什么想法?

 

张帅鑫:我们和诺贝尔奖很有缘份,屠呦呦教授发明的青蒿素,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创新药。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医药的上市公司做投资和并购,昆药作为天然植物药企业有自己的发展方向。一般情况下,我们倾向于比较专注上下游垂直领域的整合。但这几年国内市场在变化,我们看到了更好的生物制剂,包括创新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作为本土化有完善的渠道和生产工艺以及一定积累的企业,布局、创新是必须的,我们需要并购和买新产品充实产品线,在国内市场进行竞争。

作为一家国内的企业,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在世界第二大甚至接近第一大生物制药的市场,更加了解本土的行情。实际上我们之前在欧洲和美国也都有一些合作,我们参与了美国的基金,可以获取一些项目的渠道,当然我们比较关注肿瘤、脑血管,我们有擅长的领域,反向进行产品的引入带给患者。国际上大的药企不做创新,只是买,真正做得是把优质的产品和治疗方案带给中国的患者或者病人,这是我们的主要功能。
 

主持人:一方面利用政府的资源,另一方面通过自己设立基金和海外以LP的形式参与到海外的基金中,发现更多的创新的机会。再回到约纳特教授,魏茨曼科学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除了是全球知名的研究院,还通过专利授权的方式和产业界保持着密切联系,研究院的很多经费来自于专利授权所带来的收益。教授您本人也是多个专利的发明人,从自己的亲身体验讲讲,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做专利授权的经验吗?

 

Ada Yonath:魏茨曼科学研究院非常善于授权合作伙伴使用专利。世界银行讲到抗生素耐药,2050年世界经济有4%要应对耐药,这是巨大的问题和机遇。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几年前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政府,我们开发了很多专利,最大的专利是欧巴克松(音),另外一个是治疗癌症的专利。这两个专利给了我们足够的资金支持科学家做研究。我们鼓励授权专利。
 

主持人:谢谢您,魏茨曼研究所专门有一个公司,他们把研究的成果进行专利转让,这是科学家和产业界很好的联系。大家都知道,创新药的特点是周期长,如何避免周期太长导致基金投资没有回报的局面?

 

李杨:对于我们来讲,首先我认为市场上的钱是有性质的,起初我们在设立基金的时候要思考,包括什么时候进入企业。我们可能有高风险的投资,在投资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笔钱,这笔风险如何承担,我们要在适当的时机和买者保持很好的沟通,快速地变现,这也是一种能力。
 

主持人:你们期待中国投资者带给你们公司或者创业公司什么样的价值?

 

Sijme Zeilemaker:对我们来说是两方面的,欧洲市场,科学方面做的非常强,但落地比较差。美国比我们走得超前,当然现在有很多中国资本投资于欧洲,这对于科学成果来说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第二,更多有知识的人在中国管理这些基金,同时引入行业知识到欧洲企业,这既有资本,也有知识。
 

主持人:资本和知识是中国资本带给欧洲创业公司的价值。Andrew您怎么看?

 

Andrew Farquharson:可以从几个方面看,首先是在去年我们有1.2亿美元投入美国的医药产业,其中25%来自于中国,KBC是我们核心投资者,我们其中的一个组合公司,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要考虑到商业,我们要考虑到知识、专业和人才以及市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生物医药还是一个早期阶段。我们还处在观察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做好在近期来到中国的准备,如果我们愿意来的话,我们要进入到市场和当地的行业公司建立起关系。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从中获益,如何更好地理解市场,找到我们的共同投资伙伴,一起做这项投资,这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相信在国际化环境下,中国的投资和并购会做得越来越活跃。谢谢大家!